严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很多人说起严复，总是糊涂其前期为启蒙西学鼓与呼，晚年却又如此的“保守”。比如，虽然严复介绍了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谈到西方的个性自由与个人能动性是西洋社会日臻富强的原因，但在洞察中国长期专制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国民性的既存现实后，严复明确指出，中国实现富强，首先需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开明的权威政治，对中国来说，需要的不是华盛顿、卢梭，而是拿破仑、克伦威尔式的政治强人，“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
显然，不能否认的是，“保守”是个相对的说法，它必有一定的参照物。相比于之前的顽固派和洋务派，严复是“先进”的；相比于后来的激进改革和革命主张，严复则是“保守”的。
严复在思想上看似有经过一番截然相反的“叛变”。他介绍了大量西方思想，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中国思想界带来清新的空气。这时他是宣传西学的主将，甚至还引发了很多抵制。例如1907年，主张保留国粹的章太炎在报纸上发文，对严复及其译著进行驳斥甚至人身攻击。而后期，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则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某些传统思想的复归。
西学进入后，国人很容易养成偏激的观念，全盘西化论叫嚷不绝。即使主张改良的康梁也尝言，“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全变则强”，这是激进主义在中国最典型的代表。
严复不否认只有变革才能摆脱危机，但他强调变革所应采取的方式、速度与幅度，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现实条件的制约，“然则今之文化，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这种“统新故，苞中外”的中西文化融合论，显示了一位兼具世界眼光与现实意识的启蒙思想家的远见卓识。
这正是严复与陈独秀式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所在。后者的激烈反传统以法兰西启蒙运动为榜样，压倒了温和的苏格兰式启蒙传统。长期以来，严复因晚年变成“保守派”，在历史教科书中一笔略过或干脆不提。事实上，“保守”在中国长期被污名化，也因此，一个判断很有必要：从19世纪中叶“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到今天，中国所犯的错误、所走的弯路，是“保守”之误，还是激进之误？
在寻求现代化之路过程中，严复是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困难和矛盾认识得最深刻的思想家。作为近世最早到过西方并因此了解中西文明根本差异的思想家，他比同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更为现实地关注到，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所应具备的条件，和可能遭遇的不幸。
他超越同时代人的地方，在于他能清醒认识到，“东西二化，绝然悬殊，人心风俗，不可卒变”，正是在这一客观认识基础上，严复终生都在力求寻找实现从专制政治向民权政治转变的中介点。相对于其早年的自由主义观念，严复晚年的保守变革主张更具有现实价值，更需要被重视。严复（1854.1.8—1921.10.27）
近代著名翻译家、教育家
严复是坚定的维新派。同为维新派，他与康梁的激进改革不同，其承袭苏格兰启蒙的渐进路线，主张改良，实行君主立宪。人类近代史中主要有苏格兰和法兰西两种启蒙，其根本差异在于，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兰西启蒙，强调人的理性至上，主张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苏格兰启蒙则更重视社会渐进演化，强调传统的决定性力量。
康有为也是反对法式大革命的，但在戊戌维新时期，其自上而下、一反旧制的“变法”，其实仍属于制度设计路线，没有脱离法兰西启蒙范畴。而严复所提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则与苏格兰启蒙一脉相承。在康梁大搞维新新政之时，严复写出《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国民与社会层面的改革，“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戊戌新政的昙花一现，证明了严复的预见。
维新运动的失败并没有动摇严复的改良主张。1904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相见，孙中山表示康梁维新的路子已然走不通，中国必须进行激烈的排满革命，但严复坚持认为，改革需要先从国民和社会教育入手，不可暴力，须经君主立宪作为过渡再到民主国家，这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共和革命后，严复依然不改初衷。袁世凯复辟时，严复名列其政治参谋团“筹安会”；新文化运动中，他极力主张尊孔读经。不同于梁启超等人的“与时俱进”，严复没有随历史潮流而改变立场，也正是这一点，使严复“保守派”之名胫走于历史。
严复的思想主张和影响是什么？
严复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并译著《天演论》，宣传生物进化观点和社会进步理论，引导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影响：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知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道人。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观点和“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社会进步理论，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打击封建势力，启发中国知识界探索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
扩展资料：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
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
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