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
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
二、主要内容：
“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19 世纪 70～80 年代 ，早期改良派曾提出 “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 。到了 19 世纪末 ，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
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张之洞强调“ 中学为内学 ，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
三、作用：
1、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2、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
3、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
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
扩展资料：
“中体西用”在当时国人心目中没有“西学”及其“体用”这一参照系存在之前，本无所谓“中学”，也不存在对应的“中学”之“体用”的问题。如果没有被迫或主动学习西方即“西学为用”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士人所考虑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一取向的重心虽然是在“中学为体”上。但若仔细考察当时的时代需要和张之洞的思想资源及其政治主张，则虽要维护中学之“体”这一根本目的，在政治实践层面，更强调引进西学之“用”。由此来讲，“中体西用”说不仅不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保守”，反而在学习西方的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1、产生的历史背景：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
2、主要内容：“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 、武备 、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 ，举办洋务新政。
3、作用：
（1）积极作用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
（2）消极作用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
扩展资料：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原因有三：
一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与传播，是“中体西用”思想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是西方列强的侵略是“中体西用”产生的外部原因。
三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中体西用”思潮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产生背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国土被割让，巨额的经济赔款，国人与西方入侵者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等等使得民族矛盾尖锐；在面临巨大的民族矛盾下，清政府却日益腐败昏庸，面临西方列强采取妥协策略，内部却官场腐败、执政昏庸，激起了巨大的民愤，此时的清王朝内外矛盾十分尖锐。面对西方在思想文化和军事、政治、经济两大方向的进攻，传统中国社会中最早做出反应的是知识分子。要对这种反应做出客观的评价，应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的评价是被动的评价，即面临西方强大的军事入侵和政治威胁而被迫面对早已传入中国、但为当初中国知识界和政界大多数人所不屑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因而在1840年前后，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的评价更多地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政治判断，而不是文化和思想上冷静地思考与鉴别（仍自诩为天朝上国）。在强大的“爱国”还是“卖国”的政治氛围中，这些最早做出反应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冷静、理性地分析西方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利弊短长，误以为中国的失败只是技术上的劣势，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对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劣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洋务派为代表的封建官僚，由于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深感国家积危，心存救国之志，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和原则。换言之，西方的民主思想、政治制度不在学习之列，而西方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技术优势却可以作为当时中国的学习内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是当时提出的背景。
（或者背景也可以这样写，也可以作参考，看你的喜欢）：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近代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这一命题，他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旧学即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纲常名教；所谓新学即西学，指西方文化，主要指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
内容：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口号,主要目的是鼓励人们向西方学习,反对顽固守旧。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尖锐激烈的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之争。守旧的封建顽固派坚决反对西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仇视和排斥态度。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则积极提倡西学，认为中国不但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更要效仿它们的议院制，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时的情况正如张之洞所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认为：顽固守旧者拒绝西方科学技术是不知“通”；维新派提倡改革封建专制制度，是不知“本”。但主要危险在后者,如不加以遏止,将是“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因此他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是要“新旧兼学”，实际上是站在旧学、中学一边，反对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伦理学说。严复针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出：体用是就一物而说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在中国历史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对于吸收西方新思想，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意义：主张这种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看不到西方技术、经济与军事优势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根源，死抱封建专制的传统体制，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切实际地以为只要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就可以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同西方列强对抗到底，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本无法挽救奄奄一息的封建专制。最终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对这一思想的否定。
在这种思想下，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工厂，对于中国技术的进步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技术而来的就是新思想，西方科学民主思想随着这一思想而进一步被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吸纳，为中国的民主启蒙起着一定的作用。
（这点你仅作参考吧，不过我个人觉得挺好的：这种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无疑是爱国的，但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则是落后、迂腐的，而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看，也很难说它是爱国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背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根本上是中国人寻求变革的的一种方式，思想。
主要内容及作用：“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根本上是中国人寻求变革的的一种方式，思想。
它在洋务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的、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的关系，努力论证着中西文化可以相容、可以互补，努力论证着中国固有文化可以通过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因此，可以说，“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是起着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的。
但是，实事也证明，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起了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兴的文化观念体系。而这也恰恰表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一种既符合时代进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化观念的时代命题，已经提上了中国近代发展的日程。
太多了――例如从医入道，道一直用于人生，先做人后做事吗？再有就是艺术了出名的是因为危险太大，最终两种结果：要么臭名远扬，要么流传千古，但这都合医德无多大关系――因为一得救的是活人，也是一个整体，不是分解的零件，这里也有“预防为主的观点，现实想着的大多是如何治病，没有想的是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原因在哪啊？分析不清就急于乱求医：花冤枉钱”难安社会舆论，导致中医很难发展――还好有识之士坚持保下中医的跟，让它发展，就应该先从人心开始<zail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