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节日的仪式的作用和意义？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生活期待、生活实践和生活时间，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基础。
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和体现，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有了仪式，人们更能理解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并对节日产生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有了仪式，人们会对传统节日产生虔敬之心。
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
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和体现，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日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日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辉煌。
二、很多人强调仪式感，在生活中，你认为什么是仪式感？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各方面需求也越来越高，对生活也有着他们的仪式感，比如结婚在教堂，圣诞时的房间的布置以及装饰，逢年过节吃鸡鸭鱼肉等，可仪式感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呢？
仪式感似一种规矩又胜于规矩。比如日本的茶道，茶室中有很多无所不在的规矩，时间控制的一丝不苟，流程的安排纹丝不乱，动作要求细致入微。它与中国的不同，观日本茶道的仪式，会让人屏住呼吸，眼神总是跟着茶艺师游走，不敢发出一丝声响，仿佛日本茶道是一个大仪式，观日本茶道是一个小仪式。 这两个大小的仪式都让人专注着一种文化，专注着一种艺术。这种仪式感让人为艺术叹为观止，为文化倾注了精力。
可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感，每天重复的生活会显得特别枯燥，对自己好,就是一种仪式感,被生活重压的我们,原本就不易,还不学会对自己好,那真的是太不聪明了。事实上,保持对自己好的仪式感,真的可以让我们变得正能量,变得更活泼,变得愉快的更像自己,百利而无一害。节日的有仪式感才显示出那一天的特别，而我们也能从仪式感中找到一丝安慰。
仪式感能够不断地给自己输送自我暗示，用庄重而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的每一件事情，抵御生活的困顿，让日子变得有趣；能够赋予人生中重要的时刻持久的纪念意义。可以让人发现生活的神圣和美好，它会让你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和远方，找到生活的亮光。
生活需要仪式感，就像平凡的日子需要一束光。有时候，你觉得生活太粗糙，那是因为你没有想办法让它变得精致。
浪漫的晚餐、礼物、约会甚至是吻，都属于仪式感。
仪式感是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得特别正式。
偶尔的小浪漫，在我看来就是仪式感。
仪式感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套路，比如烛光晚餐，比如小礼物，比如饭前拍照。
三、《作为文化的传播》读书报告
詹姆斯・凯瑞，作为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深受约翰・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深刻影响，在拉扎斯菲尔德的效果研究模式盛行的背景下，他提出传播“仪式观”，开辟了传播学研究的又一途径。
《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詹姆斯・凯瑞所提出的传播“仪式观”，本书较为简练的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传播与文化和技术与文化。
一、 传播与文化
传播与文化总共分为四部分，传播的文化研究取向、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对“大众”和“媒介”的再思考和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詹姆斯・凯瑞结合约翰杜威的观点，寻找到了研究的切口。詹姆斯凯瑞首先讲述了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不仅因为传递与传播而存在，社会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
当传播进入公共话语体系之中后，美国逐渐形成两种对传播的定义方式：传递观和仪式观。在詹姆斯・凯瑞看来，仪式观与传递观从根本上看只有一个宗教取向，具体表现为：传递观始于美洲的拓荒时期，宗教是推动这一空间迁移的主要动机；而仪式观有着明显的宗教起源，从未摆脱基本的宗教引喻。总的来说，传递观更像是一种机械式分析，仪式观更在于某种戏剧行为。
相较于传递观，仪式观并非美国学术界的主旋律，一直被美国传播界所忽视。詹姆斯・凯瑞指出：“传播的传递观自20年代开始，一直占据美国思想的主流。我刚涉足这一领域时，发现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术语对这一观点的表达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借助杜威的著作使这一研究重获生机，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生物学、神学、人类学及文学的一些知识材料中另辟蹊径，以免像现在一样在原地打转”
于是詹姆斯・凯瑞重新开启了传播的分析，从“仪式观”的角度，借助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成果，来进行研究探索。
詹姆斯・凯瑞从比较的方式来阐述什么是传播的“传递观”，他将传递观与仪式观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比较：隐喻、角色、意涵、传播成功的标准、功能。传递观的隐喻是运输、运送，仪式观的隐喻是仪式、典礼；在角色方面，传递观是发送者和接收者，而仪式观代表的是参与者；同理，传递观的意涵就是发送与接收，仪式观的意涵是生产与再生产；在传播的成功标准方面，传递观接收者“收到”即意为成功，仪式观更强调分享经验的共同感；在功能方面，传递观穿越空间的影响，仪式观穿越时间的维系。这些比较较为抽象，詹姆斯・凯瑞在进一步比较中使用了较为浅显的参考例子。
詹姆斯凯瑞对两种传播观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比较，传递观提出的问题一般在对受众的影响层面和新闻与报纸的功能层面。在受众的影响层面，一般面临的问题是：1、新闻到底是洞见了现实还是遮蔽了现实？2、是改变了态度还是强化了态度？3、是带来了可信还是产生了怀疑？从新闻与报纸的功能层面来看，1、新闻是维护了色会的整合还是反而对社会产生的不适应感？2、它在维护稳定或造成个性不稳定方面究竟是起正面功能还是负面功能？
在仪式观方面，一般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和从报纸的内容来看。提出的问题一般为1、报纸读者如何阅读报纸？2、报纸读者的世界观得到了怎么样的强化？3、报纸描绘了一种什么样的世界？4、报纸对世界的这种描绘意味着什么？5、报纸如何参与了读者世界观的构建？
詹姆斯・凯瑞认为两种传播观虽然对立但是不需要进行彼此否定。他在在开篇中就提到杜威所说的：“传播是最奇妙的事情。”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我们统称为传播的为通常十分的世俗和平凡，很难引起我们的注意。詹姆斯・凯瑞希望通过一个新的思考角度，重新排位传播与现实的关系，使传播更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更被人所重视。
他符号来进行研究和探讨。“符号既是现实的表征，又为现实提供表征。” 他用地图举例，阐释了地图不仅构建了绘制地图的行为，还构建了自然本身。从思想的层面看，传播的本质就意味着人的思想对这种地图的运用和构建。因此研究传播不仅在描述和构建我们的研究行为，还创造了一定的文化构成，这样的文化是我们所处的传播世界的重要组成。
詹姆斯・凯瑞选择仪式观的重要原因在于传递观加剧了现代文化的混乱，因此需要寻找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模式来探寻，通过重新描述和构建，来达到文化重新构成的目的。
二、 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
本章的奇起点在那场关于通俗文化性质和政治立场的争论。本章所讨论的重点也基于格尔兹的《关于文化的阐释》。
詹姆斯・凯瑞总结了《关于文化的阐释》一文的核心：如果人类行为法则同样支配了科学工作者的行为，那么他的工作就毫无价值，如果不是，那么科学思想又有什么样的意识构成？
总结来看，詹姆斯・凯瑞希望借助《关于文化的阐释》一书来探讨目前传播学面临的处境和考察传播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矛盾。
传播研究通常使用三种策略，第一种是把传播看成一种行为科学，目的是为了阐明规律，第二种是把传播看作一种正规的科学，目的在于阐明结构，第三种是把传播看作是一种文化科学，目的在于阐明意义。
詹姆斯・凯瑞认为只有把传播研究放在历史和文化当中去才具有精确性和说服性。“所以，文化传播学把人类行为看作是一种文本，我们的任务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
三、 对“大众”和“媒介”的再思考
由于詹姆斯・凯瑞缺少对大众媒介问题的理论空白，所以他借助了许多学者的观点来对“大众”和“媒介”进行再思考和阐释。
首先从哲学入手，借助笛卡尔和维柯的思想，通过显示两者的差异来达到证实现实不是客观的、偶然的、中立的观点。
在20世纪，李普曼与杜威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虽然詹姆斯・凯瑞对杜威的观点有明显的偏向，但詹姆斯・凯瑞仍对李普曼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研究并就李普曼和杜威的思想做了总结。
李普曼从民主社会对事实的需求出发，拓展了新闻客观性的相关基础理论，试图解决新闻的困境。但杜威认为《舆论学》是有史以来对民主最严厉的控告。李普曼认为现实是可以通过“图像”呈现的，杜威则认为杜听觉隐喻胜过了视觉隐喻，他认为耳朵与耳朵之间的联系远比眼睛与眼睛之间来的接近且多样化，视觉是一个旁观者，听觉是一个参与者。
……
詹姆斯・凯瑞将李普曼和杜威的观点进行了比对和阐释，得出了要重新阐释和理解传播这一概念的观点。他强调传播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对世界进行构建和塑形。
四、 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
在本章中，詹姆斯・凯瑞提到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中谈到三种主义：功利主义、行为主义、结构主义。
功利主义强调人的主观欲望对人的行为会产生推动。行为主义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比研究人的意识更为实际。结构主义尝试去探索一个文化意义背后的结构。
詹姆斯・凯瑞希望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卸下传统研究框架的担子，寻找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然而文化研究就为大众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在此过程中，詹姆斯・凯瑞将美国与英国的文化研究做了一个对比分析，发现二者有着相似之处：即拒绝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冲突纳入研究当中。而詹姆斯・凯瑞认为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冲突等方面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但不要粗暴地把文化研究当成意识形态领域或者阶级领域的研究。
五、 技术与文化
技术与文化的探讨是本书的第二大部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电子革命的神话、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未来的历史和技术意识形态四个方面。
詹姆斯・凯瑞认为每一阶段的传媒技术发展都增强了人们对空间的控制能力，人们沟通和交流的距离被缩短。现代媒介扩大了人了对信息的接收范围，却缩小了人们信息发布的范围。于是詹姆斯・凯瑞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需要对电子革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在空间、时间与传播手段一章中，詹姆斯・凯瑞明确地写道：献给哈罗德・英尼斯。詹姆斯尤其关注哈罗德与美国文化研究的关系。英尼斯建立了一个历史性的理论体系，展现了传播历史的主要层面、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假设及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最大程度上与北美的社会环境结合在一起，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学术研究模式。英尼斯提出，现代传播不断“窄化 ”人们的感觉认知，并且带动传播的偏向。
未来逐渐成为一件逃避现实的方式，詹姆斯・凯瑞认为要理解未来，得从过去入手。詹姆斯・凯瑞总结了过去关于传播的技术革命、理论革命等相关内容，讲述了作为“乌托邦”的未来及未来与历史的关系。
最后詹姆斯凯瑞讲述了一个关于电报的故事。电报带来的不只是时间统一，还带来了超越空间限制的奇妙变化。詹姆斯・凯瑞所建构的体系中，电报衍生为一段传播文化历史，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产生，构建了新的概念体系。借助电报这一技术，詹姆斯凯瑞告诉我们，技术作为人体的延申，并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也是一个文化的产物，技术与文化，应该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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