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河姆渡遗址-乾坤鱼
河姆渡遗址早在小学的《乡土教材》中就有提及，是宁波市余姚很重要的历史遗迹。在长江流域，乃至整个种花家的新石器时代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类最早种植水稻的文化部落。之前我的除了这些之外，似乎也不能说出更多河姆渡文化相关的内容了。――当然现在在关于水稻使用时间的考察上，发现仙人洞遗址和玉蟾岩遗址在时间更早，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水稻究竟是从东南亚传过来的还是本土生长的争论又提供了一个依据。
这本书算是简单的系统介绍了一下河姆渡文化的相关内容，比起原来只能说个名字仅此而已的我狭隘的知识面来说，已经是得到了很大的扩展。长江下游忆起千年前的盛况，河姆渡文化和马家蚌文化最为璀璨逾恒，尽管终归都消弭在无涯的时间里，但是河姆渡文化遗留下来的遗址，和后来推动了种花家早起先民的融合的痕迹，依然为我们诉说着过往。
就全书而言，内容介绍上，前后重复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这对本就不是特别多的内容来说显得尤为明显。对一些还属于猜想还没有确定的考古论点来说，作者可以详细的注明一下，不然容易误导当入门的读者，引起误会。
第一章“前言”就是用来吹牛逼的，完全没有什么用，可以跳过不看。甚至看完全书后会产生仿佛被忽悠之感，哪里有前言里写的半分伟大和恢宏。
第五章“文化特色”中介绍了很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有些文物和时光对抗后，在身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其精美程度和背后不朽的传说在整个河姆渡文化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骨耜等四件文物还被引用入特种邮票中，即使陈腐，依然如新。扼腕长叹微信读书上的电子版本没有任何的图片来展示这些文物，这个是很致命的一点。尤其是像我这样对史前文化刚刚入门的人来说，有图片和没有图片完全是两种感觉。微信读书这个猪队友实力坑。
第六章“历史相关”里面的故事对我而言比较有吸引力。全书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发现“虞舜”出生于姚墟，三皇五帝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了我面前，以前从来不曾考虑到史前人物指点江山的地盘在哪里？当发现龙山文化被认为是少昊的地盘开始，每每对提到这种人物和地域相关联的论点就让我特别注意一下。种花家的史前传说总是附带这神话色彩，而对这些神话还没有系统了解的我实在愧为种花人。最近看各类史前文化的书籍中倒是开始一点点把这些人物和事件相互对应上了。当然尧舜时期的文字记录已经比较成熟了，相对的神话色彩渐次消退。
第七章“开发保护”总以为多是用来凑字数的，虽然和河姆渡遗址有关系但是实质用处不大，还不如写上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地址、附近交通状况和开放时间来得实际，再加上几张博物馆的照片，好过文中这大段大段的没有任何代入感的文字。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是同中国考古学一同成长的。这意味着要了解它就离不开中国的考古学史。同其他近代学术一样，中国近代考古学也是来自西方。近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甚至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的。它是在20世纪初中国国家、民族和历史三重危机下出现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探险家、学者在西北的考察活动以及日本探险家、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探险乃至盗掘活动频仍。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沉寂多年的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挖掘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借助20世纪初期国内的“三大发现”――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近代考古学研究的行列。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早期的考古工作便集中在河南安阳殷墟（1928―1937），由此开始了利用考古学重建中国古史的历程，这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殷墟的第一次发掘由甲骨文学家董作宾先生(1895―1963)主持，从第二次开始转由毕业自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济先生主持。后转由在哈佛大学受过考古学系统训练的梁思永先生主持。梁思永先生改进了田野发掘的组织和方法，奠定了早期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工作的专业性方向。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考古学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瞩目的焦点，并深深地撞击着民众的魂灵。而诸多的考古实践，也催生了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专业。最初成立的两个高校考古教学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科。后者成立于1925年，前后仅存4年。可以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前身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于1921年底，后改名文科研究所（图01），虽说也仅存在了四五年，但它却称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其中考古学研究室可以说便是今天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前身。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该室第一任主任，该研究室还外聘罗振玉（1865―1940）、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等著名学者为考古学通信导师，并积极主动寻求与国外考古学术界的合作，影响深远。马衡先生也因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
考古学会则成立于1923年5月24日，初名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先生担任会长，参加者有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容庚、陈垣、李石曾、徐炳昶等人。考古学会计划从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其主要活动有参观朝鲜汉乐浪郡古墓发掘、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以及甘肃敦煌古迹等。1927年，北大考古学会与瑞典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北大教务长徐丙昶任中方团长，中方团员黄文弼等10人均为北大师生（图02）。此次科学考察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赞誉，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首次考察大西北还特地发行纪念邮票一套（4枚）。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刻，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4年，因马衡先生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改由胡适先生（1891―1962）兼任考古学室主任。1946年北京大学由于日本侵华而南迁8年之后返京，成立了以向达先生（1900―1966）为主任的文科研究所古器物整理室，聘梁思永、裴文中先生（1904―1982）为导师，开始招收考古研究生。北大考古的专业规划也得以逐步完善和稳步拓展。
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正式设立，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09―1999）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聘请文学史家郑振铎（1898―1958）、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1904―1982）、夏鼐（1910―1985）、郭宝钧（1893―1971）以及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1910―2000）等诸先生为兼任教授（图03）。
2007年，考古文博学院又根据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进一步调整学科，下设考古学系、文化遗产学系，另设信息资料中心。其中考古学系下分5个教研室，它们是旧石器考古教研室、新石器商周教研室、历史时期考古教研室、科技考古教研室以及外国考古教研室，从而使得我院的考古学学科体系更为健全和完整。
北大考古虽然承载着厚重的学科传统，但也夕惕若厉，适时调整学科设置。文化遗产学便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对文化遗产本体及其相关成立背景进行发现、界定和价值评估，并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与利用，达成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双赢的综合性学科。现我院文化遗产学系下分3个教研室，分别是博物馆学教研室、古代建筑教研室和文物保护教研室。
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北大考古的历史和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几乎同样久远。考古专业成立以来，几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将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为中国考古学术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专业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